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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十年庆之重温:周年纪事

2013-10-07 20:29:56 来源:高骥中文网 浏览:109
内容提要:11月11日,新京报社将迎来创刊十周年。这是创刊周年时的一篇稿件,讲述了新京报创刊艰难而又充满激情的背后故事。如今,物是人非,曾经的人和事,伴随着某些难以言状的原因,渐行渐远!

                   新京报十年庆之重生

    2004年11月11日,新京报社周年。
  当日,报纸出版规模达到300多版。一年,北京地理,新闻,一份报纸试图架构起与一座城市的关系,这关系没有暧昧的地带,力图直抵心脏,时间与空间,在油墨与北方初冬的空气中,开始了某种渐行渐近的融化,他们将之命名为———新京报元年。
  破土而出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正式创刊,奇迹般地准时上摊。而此时,距离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开始接洽合作不到5个月,距离双方签署协议才两个半月,距离9月4日报纸筹备小组成立才两个月,距离人员基本招聘到位才十几天,距离正式拿到批文才一周,距离第一次试出片才4天。

  新京报本不是现在的名字,《北京时报》曾是一度构想的报名。它萌芽于2003年6月下旬,那个非典刚刚过去的夏天。戴自更,光明日报直属报刊管理部主任,在一个南方溽热的下午,走进了位于广州大道289号的南方日报集团大门。

  随着双方共识的增加、互信的确立,及对北京市场前景的一致看好,仅仅进行了两次实质性的谈判,7月下旬,双方就达成了基本的合作框架———改组原光明日报主管主办的《生活时报》,增加南方日报为主办方,这就是现在被业内广为称道的跨地域办报模式;在投资结构上,双方对等投入相应的资金、资源,光明日报作为主管方,占51%股权,南方日报作为合作方,占49%股权;在报社结构上,借鉴南方都市报现有模式,组建由合作双方人员推荐参加的、责任明确的社委会。

  征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同意,8月15日下午4时30分左右,位于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06号光明日报老楼的307会议室,两家报业集团的战略合作签字仪式正式举行。当日,光明日报总编辑袁志发等所有在京编委都参加了签字仪式,而南方日报集团的代表则有社长范以锦、副总编辑王春芙等人。

  作为光明日报的掌门人,袁志发对新京报寄望深厚,把它看作是集团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范以锦当时的心情,或许可以从他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中窥见:“我信赖合作伙伴光明日报,也相信新京报这支队伍,相信新京报将成为光明和南方两报业集团的神来之笔。”一句“神来之笔”,背后是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办报的创始意义。或许正是因为这“始创”,或许还有一些无法明言的原因,使得光明日报在将原《生活时报》更名为《北京时报》及增加主办单位的公函递交新闻出版总署之后,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和波折。

  直到11月4日,“新出报刊(2003)1064号”正式下发。而此时,新报纸的创刊日期已从10月16日、10月22日、11月1日几度更改,最终定在了11月11日。

  围绕着11月11日的,是另外几个必须交代的时间。
  11月3日,方正采编系统刚刚到位;11月5日,员工培训;11月6日,首次试出片,整个采编系统一片混乱,一直忙到半夜,才勉强做出来不到1/5的版面。当夜,京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所有人的心情都是兴奋和紧张交织;11月7日,试出片依然不理想。

  11月8日,新京报社成立大会在前门建国饭店举行,任命了新京报社委会成员:社长戴自更,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常务副总编辑杨斌,常务副总经理韩文前,副总编辑王跃春、孙献韬、孙雪东、李多钰,副总经理郑万洪,行政总监罗旭,总编辑助理迟宇宙。

  就在当天晚上,社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创刊日期维持原计划的决定。

  11月11日,新京报正式创刊,奇迹般地准时上摊。而此时,距离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开始接洽合作不到5个月,距离双方签署协议才两个半月,距离9月4日新京报有第一名专职人员才两个月,距离人员基本招聘到位才十几天,距离正式拿到批文才一周,距离第一次试出片才4天。

  探索新路
  新京报走的毕竟是一条新路,这条路,南方都市报没有走过,中国报界此前也没有人走过。新京报要做一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摈弃传统党报与都市报的缺点,汲取党报的理性、负责精神与都市报的快速灵活反应能力。

  按照最初的设想,新京报并非现在的定位,只是要在北京复制一份南都,除了加强本地新闻版块以及必要的生活资讯外,其余娱乐、文化、体育、国内、国际新闻等,均采用南都现有的成品和版面。

  但是负责采编大纲的筹备人员深入北京后发现,这样的设想必须修正,因为北京的新闻资源、地缘优势和市场空间,远远超出当时的设想,于是办一份高端的时政类都市报的定位基本确立,而报纸的厚度也不断地由48版、64版、72版明确为常态80版,最多时超过100版,确立了科学分叠的厚报形态。

  在最初的一两个月,编前会经常争论的是报纸的形态,大伙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基本的矛盾便是:新京报要做严肃的时政大报,但读者对小报形式的市民报的阅读惯性尚待改变。标宋的字号是不是太轻了,封面的设计是不是太素了,时政的报道是不是太多太硬了,标题的制作是不是太平太实了……这些今天看来早已事过境迁的话题,当时却是影响报纸走向的根本性问题。新京报走的毕竟是一条新路,这条路,南方都市报没有走过,中国报界此前也没有人走过。新京报要做一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摈弃传统党报与都市报的缺点,汲取党报的理性、负责精神与都市报的快速灵活反应能力。

  但凡探路总是艰苦的。争论,修正,妥协,坚持。与此同时,新京报的发行部门也在经历一个陌生的深秋。偌大的北京,要在一个月内建成完善的发行网络,谈何容易。但一切都没有讨论的余地,所有的困难都要被克服。最激动的一幕出现在12月14日。
  当日,萨达姆被捕。这一消息是晚7时左右传到中国的,采编的反应逐步升级:从最初决定做4个版、6个版,直到最后敲定推出10个版的特别报道。

  而发行系统则在当晚做出决定:加印报纸,组织1000人的促销队伍,第二天上街卖报。

  次日,惟有新京报的“黄工装”活跃在北京的各个报摊,报纸很快脱销。利用重大新闻事件或报社重大策划活动促销报纸,这一看似简单的发行手段,在此后的一年中被反复采用,每次都取得了出色的效果。如紧接着的“平安夜买报赠玫瑰花”,元旦前的“搜房记”和“搜城记”、情人节“爱在北京”系列活动、“新产品主义”评选系列活动,等等。新京报的发行团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走向成熟
  从农民工权益保护到禁乞讨论,从修改宪法到政府自身建设,从京津冀一体化到农业税调查,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还是操作的方式,都显示了新京报报道、解读时政题材的独特视角。两会报道的成功,宣告了新京报编辑理念在操作层面上最终成型。

  采编的节奏,随着队伍的逐渐成熟和对北京熟悉程度的加深,变得越来越稳。2004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对于立志做时政主流媒体的新京报来说,这无疑是最合适的考题。而此前,新京报已积累了报道区县两会和北京市两会的经验。

  从农民工权益保护到禁乞讨论,从修改宪法到政府自身建设,从京津冀一体化到农业税调查,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还是操作的方式,都显示了新京报报道、解读时政题材的独特视角。13天的会期内,新京报共投入113个新闻版、24个评论版、53篇评论文章,对两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和评论。可以说,两会报道的成功,宣告了新京报编辑理念在操作层面上最终成型。

  这一理念指导收获了更多的报道成果:关于奥运经济与奥运场馆建设的信息,关于自来水价格、一费制、新交法的听证会,关于六方会谈和中法文化年,关于旧城改造和取消农民工子女借读费,关于纪念小平诞辰百年和十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经营而言,3月也是个孕育未来的季节。

  此前的1月和2月,是新京报经营压力最大的阶段。初创时期的“眼球效应”开始回落,春节广告市场本就萧条,刚刚组建的客服团队能否抵御北京料峭的春寒呢?

  或许,这是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所必须经历的阶段。新京报的经营思路是差异化营销,致力于建立新的行业标准,给客户提供专业、全程、顾问式的服务。这对于习惯包版经营的京城广告商来说,有些不太适应。

  可喜的是,没有人退缩。从承包代理制转向普遍代理制,引导行业将注意力从折扣转向专业服务,新京报走过了3个多月的培育期。在3月的阳光下,新京报的经营开始了它从此不曾停歇的生长。

  舆论监督
  随着追踪报道的深入,随着新华社、央视等的介入,嘉禾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某种意义上,嘉禾事件是新京报年度舆论监督报道的典范,但它绝非个案。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运转。但去冬今春的一场变故让新京报经受了考验,就像它出生时充满戏剧因素一样,新京报的成长过程也一波三折,充满艰难险阻,但越是这样越能考验团队的凝聚力。两家报业集团领导充分理解并支持,新京报社委会处变不惊,全体员工也对报社的未来充分信任。

  平稳度过之后,迎来了五一长假,这个广告的黄金季节。在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新京报推出了《嘉禾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成了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名句”。随着追踪报道的深入,随着新华社、央视等的介入,嘉禾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6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问题,并同意了湖南省对嘉禾县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某种意义上,嘉禾事件是新京报年度舆论监督报道的典范,但它绝非个案。

  作为“负责报道一切”的执行者,“沈阳宝马车撞人案调查”、“回望吕日周长治之治”、“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调查”、“韩桂芝免职前后”、“江苏原组织部长徐国健腐败关系网”、“编外城管和小贩之死”、“宜兴八假公司”、“长沙治乞后收容时代”等,是全国范围深度调查的实践;而在北京本地,“血头调查”、“黄健中录音带事件”、“大栅栏十假曝光”、“新兴医院调查”、“秀水市场拆建风波”、“五环路败局与毕玉玺通州利益黑洞”、“东北帮争霸西客站”等,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巧借机遇
  欧洲杯烽火燃起,它同样点燃了新京报发展的助推器。正是借着欧洲杯,新京报的零售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此后的亚洲杯与奥运会,新京报如法炮制,从而将报纸的发行量稳定提升。

  6月,欧洲杯烽火燃起,它同样点燃了新京报发展的助推器。这种助推是全方位的。采编方面,锻炼提高了操练大型特刊的水准。

  新京报出版一年,版面设置基本未做调整,只增加了两份周刊———文娱方面的《电视周刊》、体育方面的《赛道周刊》。欧洲杯期间,《赛道》持续20多天的“斗欧”特刊,采编水准渐入佳境,更是在北京零售市场掀起了一股风潮。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报都推出了欧洲杯特刊,作为截稿最晚的报纸,“斗欧”的出片时间定在夜间第二场比赛结束后20分钟,大约为4时40分,有时随着比赛的加时会延至更晚。但由于前期制定了严格的流程,印刷、分发、上摊、促销,环环紧扣,反而成为京城报道最全面、上街最及时、销量最理想的报纸。

  正是借着欧洲杯,新京报的零售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此后的亚洲杯与奥运会,新京报如法炮制,相继推出“亚热带”和“狂奥”特刊,为读者提供了一场又一场体育大餐,同时将报纸的发行量稳定提升。而经营方面,几份特刊吸纳的广告量亦令人满意。

  创新制度
  新京报投资组建了“北京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报纸的广告经营和品牌推广业务,从而以法律的形式保证资产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的合一,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得到制度上的安排,同时为新京报今后推行体制上的深层次改革、接轨国际资本通道、确保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文件精神,今年3月中央编制办公室批准新京报社为独立法人。

  新京报社成立早期,由于两个集团领导数十人参与管理,造成决策的高成本低效益,5月上旬,光明日报编委会和南方日报社委会批准成立新京报社管理委员会,由光明日报总编辑、分管编委,南方日报社长、分管社委和新京报社长5人组成。管委会的成立明确了责任分工,使有关新京报的重大问题决策速度大大提高,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

  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视察光明日报社,在听取了袁志发总编辑关于新京报情况的汇报后,指出:新京报可以在新闻体制创新方面作出自己的尝试。

  为了改变传统报社机关不像机关、企业不像企业、事业不像事业的尴尬局面,今年8月,新京报投资组建了“北京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报纸的广告经营和品牌推广业务,从而以法律的形式保证资产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的合一,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得到制度上的安排,同时为新京报今后推行体制上的深层次改革、接轨国际资本通道、确保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京报注重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70多个规章制度,初步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新京报鼓励员工做有理想有激情的新闻人和职业报人,倡导团体意识、职业精神、效率观念;倡导脚踏实地、从容淡定、特立独行又要忠厚正派的价值观。新京报过去一年的成功,也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成功。

  新京报是在整合光明、南方两个在背景和运行上有较大差异的报业集团的品牌资源、经营资源、人力资源等的基础上崛起的。新京报的实践证明,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先导、以人才为基础的跨地区办报模式,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超乎想象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报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打破行政对市场的干预,还报业以公平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增强媒体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推进国内统一的报业市场的形成;有利于让报纸更好地反映民生、传达民意,把党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保障正常的舆论监督。

  今年7月27日,光明日报任命杨斌为新京报总编辑,韩文前为总经理,进一步明确了报社的组织安排。

  塑造形象
  50余个版面的新闻报道,10篇系列评论,10次公益广告,让1500名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重返校园。在这一策划性报道中,报纸的新闻性与公益性以及自身形象的塑造宣传,完成了很好的融合。
  如果说欧洲杯特刊的经营和发行属于遭遇战的话,阵地战方面,前期半年多的积累和培育在7、8、9、10四个月间开始迎来收获。行业广告的平稳发展,房产广告的迅猛势头,以及分类广告的积少成多,使得新京报在这四个月的经营效益非常理想。

  这得益于报纸的品牌确立,也得益于一些针对性很强的策划活动。每月一期全铜版纸印刷的《黄金楼市》现在已经成为众多房产商追捧的对象,而从5月27日延续到9月7日的“新产品主义”评选更是拓宽稳定了大面积的客户。10月1日,新京报主办的京城首届车房展开幕,为期4天的展会,是新京报组织的第一次大型户外营销活动,11万人次,超过8亿元的意向成交额,一份创刊不足一年的报纸彰显了不同寻常的操作能力与影响力。

  遭遇战和阵地战的概念在采编领域同样成立。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从“密云踩踏惨剧”、“京民大厦火灾”,到“马连道劫持人质事件”、“大安山矿难”,新京报的反应和执行能力,以及编排上的独到之处,基本未有失手。而策划报道方面,从“天通苑调查”、“城中村调查”,到“北京电荒调查”、“公交酝酿取消月票”,也都可圈可点。

  值得一提的还有,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共同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文化领域彰显了报纸的独立性。而禽流感调查,十多名记者分赴全国乃至东南亚发回各类动态与纵深报道,树立了大报的新闻操作风格。新京报与青基会共同组织的“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更是影响广泛。这一策划延续两月,披露了北京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教育状况,招募1000名志愿者义卖新京报,并开展了“同在北京手拉手”活动。50余个版面的新闻报道,10篇系列评论,10次公益广告,让1500名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重返校园。在这一策划性报道中,报纸的新闻性与公益性以及自身形象的塑造宣传,完成了很好的融合。

  香山叶红,秋天又来了。11月6日,新京报在天桥剧场举行社庆一周年庆典。社长戴自更披露了几个数据:创刊一年,新京报日均发行量达40万份,早报零售市场排名第二;截至10月31日,广告营业额达3.8亿元。

  在外界眼中,新京报是素雅的、高端的、阳春白雪的,这或许是那些品牌栏目的作用:“社论、评论”、“核心报道”、“地球周刊”、“书评周刊”、“封面报道”、“赛道周刊”、“北京地理”……而在新京报人心中,却始终感到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因为,即便这一年发展势头良好,但对于“百年大报”的志向,这还只是起步,也因为,新京报核心理念所指向的———法治与人文,注定让这群职业新闻人不可能有丝毫的轻松与懈怠。

    作者: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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