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是日本最大出口国，只要中国人都不买日货，我们就可以拖垮岛国经济。这可行吗？
从地理大发现到二战后，国际产业分工一直处在“产业间分工”状态，各国通过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甚至消费偏好的差异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意大利卖服装，英国卖钢铁，德国卖机械……如果德国不买意大利的服装，也可以考虑英国——纺织也是英国的优势产业之一，抵制意货不会妨碍德国人的生活和产业发展。
“全球化”让世界变“平”，国与国之间的“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换。德国、日本生产汽车，中国也可以生产，只不过产品更多面向中低端消费者。如果在此状态下抵制日货，至多意味着放弃使用高端产品，消费者在民族产业中还有选择。
但与“产业内分工”割裂不开的，是“产品内分工”。“美国的波音飞机由全世界组装”，成为解释“全球化”的最通俗案例。中国和日本的产业，也在这一格局下连接得越来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丰田、本田的在华合资企业，日方占股不足50%；NEC最大的股东是联想，资生堂、索尼、东芝有个共同的股东——中投集团；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是朝日啤酒……按占股比例，可以判断它们是日资公司还是中国企业。但如何将另外一部分“基因”清晰地剥离？
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日货”，听上去有些绝对，但不无道理。如果将上述企业作为抵制对象，日本经济或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中方企业的利润、中国政府的税收、中国公民的就业也在同步减少。
虽然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尚未找回，其抗打击能力弱于日渐强壮的中国经济，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代价有点惨重。
同时，中国和日本又都联系着整个世界：苹果是美国品牌，但大量产品在中国生产，iPone、iPad的显示屏与电池又来自日本……做个坚定的抵制日货者，可能同时也不得不抵制美国货、欧洲货。
全球化不仅让日货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也把“中国制造”铺向世界的每个角落。美国人、欧洲人也曾试图抵制中国货。然而，都以失败告终。七年前，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曾在抵制中国制造一年后写就一本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感叹：“你会意识到生活中巨大的不便。我们确实受益于中国的商品。”
同理，技术、品质向来在全世界口碑颇佳的日本产品，也自有其庞大的需求。抵制日货，当参考《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提出的几点建议：将抵制作为自己消费时的选择，不强求别人；不对同胞已购买日货动手，那是血汗钱，事实上已经是国人财产；理解对日货中暂难替代商品的购买，这是我们目前发展的需要；爱国心转化为立志行，从自己做起，振兴中华。
而爱国，比“抵制”更理智的选择是，对工作比日本人更敬业，对技术比日本人更求精，对管理比日本人更严格，制造出超越日货的国货，从技术到品质、到品牌，让“中国制造”一步步走上价值链上游，中国人仅从性能、功用出发，就可以洒脱地告别日货，而不再陷入理智与情感的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