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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春莹
发布会就像打仗一样
2012年11月16日，在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的引荐下，华春莹第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站到了公众面前。
2012年4月，姜瑜调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后，外交部发言人中一度只剩下男性成员。而华春莹的“柔性”登场，也使这支发言人队伍再度延续了“女性传统”——她是1983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建立以来第27位发言人，也是第5位女性发言人。
华春莹坦言，第一次走上发布台“很紧张”，但背后有很多同事的帮助，“今后还会努力，把中国的立场表达得更准确一些”。
“她们这么会曝料！”
2012年11月19日是华春莹作为发言人的第一场发布会，参会的记者明显比以往多了不少。近20分钟时间里，她共回答了10位中外记者的提问，从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伊朗核问题、中日关系，到十八大后中国的外交政策等等。
会后，记者们纷纷围拢到华春莹身边。华春莹一边忙着收名片，一边和大家闲聊起来。发布会时，一位日本记者问到了中国海监船和渔政船连续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的问题。
会后，华春莹见到了这位记者，还鼓励他以后“多提问”。
不过，当有人提起媒体挖出她大学时的绰号“迎春花”时，华春莹摆摆手，笑着说：“这个就不要关注了，真没想到她们这么会曝？料！”
华春莹已经在外交部工作近20年，现在的职务是新闻司副司长。之前，她主攻欧洲事务，在欧洲和新加坡都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华春莹对外交事业的执著，从她的学生时代就初见端倪。
1970年，华春莹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原淮阴县（现为淮阴区）纪委书记，母亲是原淮安市清河区政协副主席。尽管家庭条件优越，在她高中班主任高从平眼中，从小在县委大院长大的华春莹从没流露出“优越感”。
1988年，华春莹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被南京大学外文系录取。像所有的大学女生一样，华春莹她们寝室熄灯后也常开卧谈会，大家谈谈感情，谈谈烦恼。“华春莹总帮着出点子，说得头头是道。”她的大学舍友周丹丹回忆，“当时，我们都觉得她志向远大。宿舍里，她是唯一一个大学里没谈恋爱的，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华春莹的“绰号”正是由周丹丹曝光的。她说：“大家都喊她‘迎春花’，因为她的名字倒过来正好是‘莹春花’嘛，而且她的生日也在4月。”
毕业时，华春莹选择了外交部。当年，南京大学整个88届学生中，外交部仅录取了华春莹一人。
着装也会看心情
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中一直不乏女性身影。在华春莹之前，已经有过4位女性发言人，她们分别是李金华、范慧娟、章启月和姜瑜。
章启月在之前接受采访时提到，发言人这个角色对女性来说可能更复杂一些，比如服装，至少每次都要换颜色，还要点缀些小饰物。“男性发言人中午可以休息会儿，但我从来不休息。”章启月说，“我要花时间化妆啊，吹吹头发啊，不能马？虎。”
有时，章启月也会给自己做“形象设计”，衣服的颜色会考虑到发布会的气氛，气氛欢快一点的时候，就穿得鲜艳一些。她透露，有时候甚至也会看心情，比如天气阴沉的时候，会穿得明快些，“给自己提提气”。
近30年来，发言人制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以前发言人是坐着的，现在是站着的；以前只管发布，不管问答，现在每次都要问答；以前限制发布时间，现在不限时间，一直问到最后一个问题为止。
目前，外交部共有3位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实行轮流发言制，一般1至2个月轮换一次。
为了准备发布会，发言人每天都要阅读大量文电、报刊，收听收看各国电台、电视。
孙玉玺在1998年至2002年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他记得，当时每天6点就要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调到BBC，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迷迷糊糊听一阵后，再背背政策，到7点15分了，就赶着班车去上班。一进办公室，第一件事还是开电视，边看边想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记者会从哪个角度提问，该如何回答，有时会和同事商量，有时直接问相关部门要口径，准备答题。
尽管准备得很充分，有时，发言人还是在现场给人留下念稿或是背稿的印象。对此，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的原则是，“如果这个问题是我原来准备的，我就念，不丢人啊”。
吴建民说：“发言人不是领导人，发言人经授权发言。不过，要是遇到之前没有准备的问题，发言人就要作出判断，不了解情况就贸然回答问题，那是自己往火坑里？跳。”
新闻司里的“口径处”
无论是华春莹口中“背后的同事”，还是孙玉玺提及的“要口径”，都意味着外交部发布会显然不是一个人的事。发言人站到了台前，而台下，是一整个团队的全面支持。
外交部新闻司下设新闻发布处，也称发言人办公室，每周五次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就是由他们协助发言人组织和准备的。
据媒体报道，这个办公室有十几位员工，平均年龄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工作特点高度一致——就是紧张。每次发布会前都像“打仗一样”，走路得小跑，说话没时间慢条斯理。据说，在这里工作时间长了，慢性子也变急性子了。
有一次，该处一位领导正在昌平与朋友聚会，突然接到电话，说俄罗斯总统辞职了，外交部要发表讲话。不得已，他只得向朋友告别，从10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回外交部加班。
除例行记者会外，发言人办公室还会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回答国内外媒体的提问。这时，就轮到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发言人的名义向记者回答提问了。此举常被外电称为——一位不具名的外交部发言人。
发布会开多了，办公室也总结出了一套“规律”。首先就是要弄清楚哪些记者会出席发布会，所谓知己知彼。一般来说，国内记者关注的自然是国内问题；香港、台湾记者更多关心的是本地区问题；最难“对付”的是西方记者，他们的问题涉及面很广，除了外交外，还关注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经济议题。
另外，虽然记者的提问角度难以捉摸，但一般不会超过大国关系、热点事件和突发事件。当然，最受关注的还是敏感问题，这种话题的提出会有重复性，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国际上有新的外交动向，就该考虑与此有关的话题会被旧事重提。
除了发言人办公室外，外交部各个部门，甚至其他部委的相关部门都是发言人的强大“后盾”，他们每天都会按要求，为发布会提供背景资料，准备相关口径。
口径，就是回答的尺度。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针对敏感问题如何表态，都由办公室准备和提供各种口径。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内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凡涉及外交的，也由他们把控说话的“尺度”。外交部里有人开玩笑，整天口径口径的，不如把发言人办公室叫“口径处”好了。
在发布会前，多准备，勤准备总没坏处。2006年，姜瑜首次担任发言人前，仅背景资料就记了厚厚一本。她回忆：“当时德国正在举行世界杯，我不是球迷，不过担心记者会问到，我连世界杯的问题都准备了！”
原文地址：
http://www.vistastory.com/index.php/Story/details/am_id/123/news_id/4321/newsc_id/4
延伸阅读：
瑞典：人人都是国家发言人
想当国家发言人么？在瑞典，每个人都有机会。
瑞典政府推出一项形象推广计划，瑞典公民获推荐并得到许可后能“授权使用”瑞典政府官方微博账号，在为期一周时间内过把“发言人”瘾。
埃里克·伊斯贝里时年18岁，高中生，家住瑞典西南部小镇。2012年6月4日至10日，伊斯贝里有官方微博@Sweden的独家使用权。换句话说，他的微博代表这个国家。
“最开始几条微博，我把英语‘完成’（finish）错拼成了‘芬兰人’（Finnish），多了个‘n’，”伊斯贝里告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我想，‘如果一直这么拼错，这一星期的发言人怎么当啊？’不过，我告诉自己，‘我代表的应该是传统瑞典公民，而不少瑞典人说不好英语’。”
2012年6月6日，瑞典国庆日，伊斯贝里睡懒觉，起床后啃着母亲准备好的面包，自拍一张“国家发言人”的照片发上微博：“我以我认为最具瑞典传统的方式庆祝这个国庆节：把早晨睡过去。”
除了过把瘾，充任国家的“微发言人”有一些“特权”。伊斯贝里说，他就读的学校得知他“代表”国家后，允许他上课期间使用微博。一名教师甚至告诉他，如果需要发更多微博，他可以不上课。当然，“代表”国家意味着承担责任。伊斯贝里说，官方微博@Sweden有超过2.8万“粉丝”，经常会提出各类问题，而他有责任认真答复。回答的过程，是他学习的过程。
他说，国庆节那天，一些人在微博上问他国庆节的问题，而他不清楚全部细节，只能上网查阅资料。“我就像只有11岁的孩子，”伊斯贝里说，“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庆祝，通常我们只是晚餐吃得好一点。”
与伊斯贝里一样，充任“微发言人”的其他瑞典公民在“授权期”内尽力展现自己所认为的瑞典“特色”。他们中年龄最大的60岁，伊斯贝里是迄今最年轻的“微发言人”。
“微发言人”是瑞典旅游局的微博推广项目，正式名称为“瑞典监护人”。
成为“微发言人”的程序包括由他人提名、获得评估委员会认可。只要有意当发言人、热衷发表微博并会使用英语，任何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微发言人”。
律师凯林·阿瓦德2012年2月底当过“微发言人”。他回忆，当局曾提醒，作为发言人，不能参加任何犯罪活动，不能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个人政治观点。
这一创意在爱尔兰、新西兰和英国已经有“翻版”，只是效仿者多为私人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