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公布，中国人税收痛苦指数世界第三。有财政部官员表示，中国人对税收的理解很浅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福布斯调查的一种回应。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财税问题的专家，对税收的理解或浅或深，不过对于现在的税负是给人痛苦或者快乐，却有着切身的感受。毕竟税负问题每日每时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普通中国人虽未必敏感，也远未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只是中国人的税负痛苦具有中国特色，福布斯的调查虽然有其科学性，但由于缺乏中国老百姓的切身体验，它的考量也只是权作参考，因此，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是否位列世界第三大可研究，但普通中国人确实感受到税负的痛苦，这种中国式的税负痛苦又缘于以下五大原因：
一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特色。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其中公车一项，2004年统计全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而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这恐怕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而且仅是行政成本的一大部分并非全部。我国各级行政部门的浪费其主要构成为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国内游现在落伍，已非主流，前不久报道说仅在南非一个国家，中国公务游的年消费在5000万元以上)、公务用车、办公大楼，此外各种涉“公”活动的花费现在又走上前台，如文化搭台招商引资、检查评比、庆典仪式等，动辄数以百万，成为行政成本浪费的最新款式。所有这些行政成本究竟总数有多少，确实难有确切数字。保守估计，东部地区一个副处级行政官员除去工资福利以外的花费每年平均至少在二十万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企业退休职工三十年的退休金。老百姓所说，“一桌酒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幢楼”，早已成为正常不过的行政支出。而多年来，中国大部分的地方政府特别到县乡一级还一直十分拮据，财政在其功能上通常称之为“吃饭财政”，即除支付上述的行政成本之外，只能用来发放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甚至还总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取之于民”确无疑问，“用之于民”却缺乏现实的可能。老百姓感受如何呢，导用一首唐诗的话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享受税负者，不是普通人”。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公众在税负收支上完全没有发言权。财政税负的收支似乎是一个禁区，只能由相关的行政官员自由驰骋，他人不得涉足。不只是普通公民如此，即使到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会议上，仍然是一个只属于行政官员的禁地，虽然有财政报告的审议，说到底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今年的广东省人代会上，有代表试图“认真”一下行使审查决定权，提出“列入全省财政总预算的共280亿元，但未列入预算的有439亿多元，未列入预算的400多亿怎么花”？这位代表委婉地表示，其实未列入预算的这个数字更大，应该让代表对它多些了解。即是总预算计719亿元，政府提交人代会让代表们作主的是280亿元，只占总额的39%。最后如何答复未见任何报道。还有代表建议说，“希望能让代表看到更多资料，包括部门预算最后的执行情况”，省财政厅官员对此答复是，预算草案是按照统一标准来划拨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的，到各部门的预算就更加细化，如果再向代表提供明细表，可能资料要多上十倍。这种答复意思已经很明确，既然“标准是统一的”，人代会时间又如此紧张，代表们不应有这些多余的“希望”和建议，唯有充分信赖，既无须知其然，更无须知其所以然，于是糊涂拍手通过大吉。不能怪广东省财政官员，确实中国目前所有地方财政预算都是这样通过的。权力机关的正式代表们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加不用说了。于是，在法律上理论上虽然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当家作主”的主人管不了财务，既“决定”不了又“监督”不了，“公仆”们随意作主或收或支，或滥收或滥支，主人管不着，不能不感受“痛苦”。
第三个方面的痛苦感受是税负的名目繁多，透明度差。我国的税负征收权过多地操之于行政部门之手，纳什么税，不纳什么税，缓纳什么税，常在税务行政官员的一念之间。不仅如此，中国的“三乱”问题又是税负的一大变种，尤其是乱收费，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可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去年有人大代表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200多项。其中有节日摆花费、精神文明建设费、树木打药费、河道清淤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清运费等等。以依法行政要求的合法性而言，上述收费中的大部分均无法可依，但面对强势的行政部门，相对人一般只能选择低头认缴。此时除了感受和忍受“痛苦”，别无它途。
再一个问题是工资收入的增长与税负的增长不成比例，只见财政收入年年呈两位数节节上升，而工资的增长却似蜗牛爬行。有报道披露说，中国人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为世界倒数第一，且不论是否真的倒数第一，但中国人工资水平过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在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在极低的水平线上，而全国范围内退休职工的工资普遍在区区五六百元上下。十年来，许多地方统计数字上财政收入已经增长五至十倍，工资增长又有多少？当这些低收入的普通百姓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几个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时候，还要缴纳利息税，虽是小小的一点钱，但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规定使他们不能不感受“痛苦”。
最后一点是财政负担转移，典型的就是现在压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公共财政之所以具有“用之于民”的特色，主要就是它应投入于社会公众最需要的方面。政府显然没有拿出合格的成绩，教育投入明显过低，医疗公平度竟列世界倒数第四位，在住房问题上政府从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取大笔资金，推动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持续上扬，这当然也构成中国人税负痛苦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普通中国人所感受的税负痛苦的由来。中国人对税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两千多年前。《四书》中的《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意思说，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君王聚敛财富，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凝聚。一句话，税负既关系政府形象和政府的本质，更关系民心的向背。古人对此早已看得很清楚，今日之中国人无疑也深知此点，所以福布斯的排名应当令人警醒。但不知财政部那位宣称“中国人对税收的理解很浅簿”的官员以及财税部门的其他行政官员们，是否也能有此认识，如果没有，当赶紧补上这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