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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寻常溜门撬锁的飞贼，想必不会引起社会如此高强度关注。
但秦明(化名)不同。他来自北大，头顶学生会主席的光环，更不幸的是，他还是学法律的。
秦明1985年生于湖南衡阳县一个极端贫困之家。他早年丧父，从小尝尽生活的艰辛。母亲是一个清洁工，靠每月29天的劳作，一千多元微博的收入，抚养他和另外两个女儿，为了供孩子读书，她四处借下8万欠款。
最初，秦明书写的是一部奋斗改变命运的青春之歌。媒体报道，2006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东北一所不错的本科学校，2010年，又考入了令人羡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该校攻读研究生。其间，他不但获得过学校的奖学金，而且还通过竞聘成为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
这时，秦明恋爱了。各方面花销骤增，他无颜再向含辛茹苦的母亲伸手要钱。女友意外怀孕后，做了人流，并提出分手，成为压垮他最后一根稻草。 他说：“残酷的现实泯灭了我原本单纯的良知，人性剧烈扭曲，我切身体会到金钱极为重要，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了”。
后来他成为了闻名北大的校园惯偷。被抓时，他已经偷了100多件东西，大到笔记本电脑，小到一盒茶叶。最终获刑2年半。
在秦明出事之后，秦明的母亲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找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维持生计，并在一审期间退赔9500元。
太多人为一个曾经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的堕落惋惜。秦明的悔过书也情真意切。但法不容情，唯有希望他能在铁窗之中认真悔过，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回报母亲，毕竟还年轻，一切都来得及。
这虽说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其堕落的诱因却值得认真探究。
在他的幼年，本身就缺乏父爱，母亲又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养家糊口上，周遭环境的炎凉和压迫，却变成了秦明身上努力奋斗的巨大能量，沿着高考这个无比拥挤但相对公平的轨道，他脱颖而出，最终跻身中国著名学府北大，打开了一扇通向更美好生活的窗口，但却成为秦明滑下人生地狱的拐点，无疑令人费解。
所有走进著名学府的学子都是应试教育的翘楚。这些多数来自寒门的考试高手，在其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为了胜出， 只能沉湎于无边的题海和反复的背诵中，政绩与升学率紧紧挂钩的学校管理者和老师，根本无暇对学生进行人的启蒙，更遑论审美、道德教诲。
曾洋溢着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早已不是传说中的象牙塔。安静的未名湖畔除了沉湎于学术的莘莘学子，也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比拼富贵的名利客。在北大清华的校园内，经常豪车云集，权贵巨富校友们的荣归无疑在刺激着年轻学子们脆弱的神经，加上高等教育行政化催生的功利化趋势日益加剧，教授泡妞，学术造假，老师走穴现象频现，以至于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炮轰大学教育量产“精致的利己主义。”
就秦明而言，被生活逼至墙角，没有太多选择腾挪空间，面对社会设定的狭窄上升通道，天资聪慧的他自然会选择一条捷径去改变命运——前期是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读书上，进入北大后突然发现读书上的回报无力支撑其爱情，便去寻找新的捷径，甚至不择手段以达成目的——学生会主席沦为盗窃犯的背后是欲望的燃烧和价值的扭曲，当然其个人主观因素是根本，但必须提醒的是，在他成长的历程中，几乎没人告诉他修筑欲望堤防的方法，假使身边再簇拥着物质主义、情欲至上加上成功学的信徒，秦明便一错再错，直至最终知法犯法，坠入深渊。
遥想因为细微嫌隙杀掉同窗的马加爵，撞倒无辜外来女务工人员却8刀捅死的药家鑫，北大、清华、复旦因为人际关系紧张下毒杀害同学的高材生，在案发后，其亲朋好友每每齐齐表示震惊，异口同声地回忆这些凶手都是“评学兼优好学生”时，不免让人不寒而栗。其背后只能折射出我们曾经的教育理念、方法、目的存在严重的缺陷，亟待加速变革，将人的教育置于首要位置，否则，有知识没文化，有智商没情商，有才干没良知，有野心没责任的怪胎还会不断涌现。
从这个角度上，秦明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他挚爱女友的悲剧，他悲催慈母的悲剧，更是当下教育的悲剧。
幼年的困厄不能击败秦明，成年的卓越却完成了毁灭。
这充分证明，与其每天告诉孩子们击败同龄人，成为人生的赢家，不如引领其成为一个内心善良，富有责任，人格健全的阿甘。
或许，这正是当下教育改革的关键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