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千万不要从政”这话成了热词，略有悲怆苍凉却又含义叵测很耐人寻味。
在中国，要想从文和从政，在一些名人眼里，以自身的经历和接受的教训而言，是在玩赌命，很危险滴。
古有民间传说包青天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在传统京剧《铡美案》里，老包在铡死驸马爷、秦香莲的前夫陈世美前，对香莲的孩子有段西皮散板唱腔的嘱咐：“这是纹银三百两，拿回家去度饥寒。教子南学把书念，千万读书你莫做官。你爹爹倒把高官做，害得你一家不团圆。”显然，包拯深谙官场潜规的黑暗和残酷，从官便是刀刃上跳舞，弄不好就玩命。老包一席坦诚言很有道理，即便拿到今天端详官场也一样。一个从原本善良的读书人陈世美，一旦为权色迷惑登上最高层，就会变成野兽没了亲情，甚至连自己的糟糠之妻和亲生骨肉都要灭掉。这说明，在权钱色诱惑面前，人性的弱点和特权的侵蚀，人也会变成兽。而包大人深谙官场黑暗劝他人莫做官，自己何以抱个高位不卸职归乡图个清静？看来此番劝人话人人会说，既反映国人头脑深处的潜在官意识，也梦想理想化的强势清官再现——一厢情愿的意淫罢了！
民国时期鲁迅的得意门生胡风先生，一直是个有名气的先进文学青年。可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他更名声大噪，一夜间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目，并株连了一大批文人学者。“罪状”之一，就是他反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革命文艺路线。他唱对台戏抵触“应该与工农相结合，作家应该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伟大教诲，却要胡说什么“‘实践’在你脚下，‘生活’在你周围”。一个文人公然和强势权力和铁腕领袖作对，还不找死？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度入狱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后，耄耋老人胡风冤案平反。然而他得出终生悔恨的教训，临去世时告诫儿女“不要写作，不要从事文艺工作”。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赶考当官”，从文和从政骨肉相连一脉相承，在专制制度和民族劣根面前处处面临莫测凶险下场一样。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文字狱”面前枪打出头鸟，你不下地狱——谁下？
当然，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到了今天，这种人间悲剧仍在不断重演。
重庆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曾是举国闻名的公安英模，却终成大贪官。临行前坊间流传的他的遗言，有“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不要再姓文了，改姓别的，子子孙孙以后再也不要从政，不要当官，远离功名利禄。 平淡、平安才是福”的哀叹。他固然可恶该死，但此话字里行间倒也发自肺腑说出真言。看来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不足为训。而“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我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我还是负主要责任的”，更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一针见血扎在了我们弊端的死穴上。
无独有偶。从扳道工一路拼搏成了铁道部长，终成大贪官的刘志军，前不久在秦城监狱会见自己的律师没有太多的话，哀叹“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之余，只是传话叮嘱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从政”。刘志军这句托给女儿的内心话，最让人感兴趣，再次让人想起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的那句“千万不要从政(从文)”的话。
为什么自古以来会出现这样的惊人相似的结局呢？的确值得玩味！
“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难道在利欲权欲下，这些所谓的高端精英，非得弱智到深陷囵圄才懂得这个肤浅的“教训”么？真是悲剧！
而因不雅视频倒台的原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75岁老母，在得知其犯罪入狱消息后，这位淳朴的农家老妇喃喃自语不断重复“当啥子干部呦”……她说，如果可以选择，她宁可儿子没有走出大山，宁可儿子在老家种地在外面打工。雷政富71岁的阿姨也叹息“这真是家破人亡啊……平平安安做啥子官嘛”。由此可见，没有文化见世面很少的草民，也有着朴素感性的“官场险恶”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9月，我曾写过一篇叫《从朱元璋的“反贪官”看专制下的“反腐败” 》的文章。在谈到历代专制下官场黑暗和权力对人的腐蚀。最后几段我是这样写的：
朱元璋至死也不会明白，腐败的根源就在他坚守的人治制度上，他本身就是腐败基础和泛滥的根源。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实行的是独裁的一元化领导；他的口谕就是“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由于自身和皇亲国舅专制腐化，以及朝野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享受的不同级别的特权，必然导致腐败风自上而下蔓延。而当“反贪官”运动一旦搞到“反腐败”最高制定者自己头上，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就到此为止吧”。因此缺乏有效民主和透明监督，这种所谓“反贪官”运动必然是不彻底和走过场。试想一下：当反腐败触及到自己集团利益、动摇到自己统治根基时，这种“反腐败”能完全彻底持续下去么？最终一场“反贪官”或“反腐败”演变成只是抓出一批相对无根无基的“苍蝇蚊子”做“显著成绩”的替罪羊走走门面；或成为以此排斥打击消灭异己的“何患无辞”借口；或成为限制人们言论自由的“引蛇出洞”策略；或成为继续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因此，专制社会下的“反贪官”“反腐败”运动往往是维护自家独裁专制统治的惟一出发点的“剑与火”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
同样，“权之所在，利亦随之”。中国专制下的官僚阶层总体上是自私冷酷和争权夺利的一批人，他们无意真正为下层百姓谋利益。由于官本位官崇拜、敬官畏官早已潜移默化渗透国民心理，在这种制度和环境下的大小官吏和正在攀附官场的书生们，指导他们的惟一出发点就是如何当上官、保住官、升大官、敛重财和光宗耀祖上。官僚们练就了因循守旧、唯上唯书、明哲保身、随机应变的做人、为官“潜规则”和“保险套”功夫。他们一切言行的出发点也只能是对上级负责，根本不需要对百姓负责。他们的为官宗旨可能口头上是“竭忠尽职”“爱民如子”“清正廉洁”，而骨子里的信条就是有权就有利，先当官后发财，当官才能更发财。因此贪官们有法不依，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公共资源、盘剥压榨百姓利益有恃无恐。形成贪官间通过攀附、裙带、拉拢等手段结成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官场腐败风气，甚至成为群体性共同贪污的集团趋势也就成为自然和必然，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这种庞大官僚贪污“表率”作用，又是导致官场乃至社会腐败成风的螺旋上升的加速器，最终演变成社会危机总爆发“共振”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克顿勋爵说的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私有观念存在的社会，权力对一般人都有吸引和腐蚀作用。腐败现象客观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制约它的社会机制。中国封建专制下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的社会机制，“人治”的政策随意性诱发法律道德没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自发小农意识和儒家礼教消极面的推波助澜，最终成为中国历代朝代更迭的同一规律而不可逾越轮回折腾。这种传统的腐朽的强大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不消除，必然导致“反贪官”或“反腐败”运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闹剧”无果告终而已。
同年12月29日，我又写了一篇《那些落马的贪官很值得同情》的帖子。我在文章里提出质疑：
相当初，这些贪官污吏们哪个不是踌躇满志、斗志昂扬，怀揣上级“委任”状登上各级领导的宝座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弘扬“主旋律”乐章？客观地讲，他们在没有发生“质变”前大都应该是一个好人，有事业心责任感，也想为党为民做点好事，而且他们其中不少人也这么做了。但为什么不多久就成了愧对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的死刑犯和阶下囚？
随后我打比喻，把贪官形容成最初的轻微病人，最终却演化成重危病人的过程：
大凡一些好官成贪官有一个蜕化演变的过程。鄙人暂且把他们先看成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人，虽然有时常犯有“人性的弱点”——贪图钱权利色什么的，但如果经常吃点药看个医生，配合自身免疫力，都会化险为夷痊愈的。可为什么后来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大约与我们的医生和医治环境有关。鄙人这里暂且把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好知为之”的“自律”比做病人自身应具备的免疫力；把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如制度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等等)看作为医生和医治环境。当这个病人还可以医治、自身身体免疫力还比较强时，医生的责任就是定期或不定期仔细检查，按病情或施药或打针或手术，及时抑制他的病灶。那这个病人就会向良性的康复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人。现实是，我们的医生却没有尽到革命的人道主义职责，虽然经常叨念要注意吃药打针什么的，但往往缺少对病情的专家会诊、医疗方案的实质确诊。或监护实施不力，或医治手术无方、或听任病情恶化漠视、或滥施药方只管收银、或恣意欺骗患者家属隐瞒病情、或相信病人的“胡言乱语”误为病情好转，结果导致病人自身免疫力衰竭病情不治，直至病人弥留之际“回光返照”才煞有介事般搞形式上的“大抢救”。此刻——一切晚矣！
唉！吾本善良，侬本淑女，儿本纯真。在社会官场大酱缸中行走江湖，哪个还会干净？制度弊端固成外加人性弱点泛滥，必然是好人变坏人的结局——无论高端还是低端人群概莫能外，在一个畸形体制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想独善其身想摆脱沆瀣想高风亮节都难。这或许就是我们几朝几代不断沿袭怪圈轮回的宿命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