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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他的全部人生中，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时间。如今，上访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内容。今年戴月权再次去北京上访，住在一排拥挤的小旅馆里。5月11日这晚，其妻拨通他电话后，传来一阵杂音。与此前无数次上访被抓的经历一样，这是不祥的征兆。她拨通了同在北京上访的朋友电话：“他是不是遭（抓）了？”电话那头回答，是。 ---撰文：公冶老狼
2012年5月11日开始，59岁的戴月权经历了到北京上访，被带回重庆，送到西山坪劳教所的过程。
这一幕戴月权很熟悉。2006年7月17日，他经历了同样的流程。那一次，他被指无理取闹，“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秩序”，被抓回后劳教1年。
离开西山坪5年后，命运没有放过他。这次，戴月权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控告“黑监狱”死灰复燃，决定申请国家赔偿，但，“未经许可带外国记者采访上访分流点”，再次被劳教。
他的全部人生中，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时间
廖保翠日夜都在为丈夫戴月权的病担忧。9月13日，她接到戴月权在西山坪劳教所里打出来的电话。
“他的脑壳又开始发疼了。”廖保翠说。重庆西南医院1989年5月的一份诊断证明显示，戴月权患有外伤性癫痫，需要长期抗癫痫治疗。他是一名智力残疾人。
戴月权，重庆市铜梁县巴川镇人，头部的外伤是在1977年7月20日的一次工程事故中造成的。根据铜梁县西郭水库工程指挥部当时出具的证明，他被抽调修水库，被工锤打到头部左前额，击昏。此后，他经常感觉到头昏、头痛、恶心、耳鸣。
因“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戴月权开始逐级信访到北京。在他的全部人生中，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时间。如今，上访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内容。
今年5月11日晚上9时左右，远在铜梁乡下的廖保翠决定给北京的丈夫打一个电话。
戴月权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了。他和同乡林永良搭伴，住在北京一排拥挤的小旅馆里。5月11日这晚，电话接通后，传来一阵杂音。与此前无数次上访被抓的经历一样，这是不祥的征兆。她拨通了林永良的电话：“他是不是遭（抓）了？”林永良回答，是。
第二天一早，廖保翠开始去找铜梁县公安局、巴川镇派出所以及当地政府，想了解抓人的原因和经过。廖保翠说，这些单位全把她推出门外，“都说不是自己部门抓的人”。随后，她接到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戴月权被拘留了，理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不识字的她过了三四天才去领通知书。
廖保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戴月权被拘留半个多月后，她决定去北京了解情况。
6月17日前后，在北京的廖保翠接到铜梁县警方的电话通知，戴月权被劳教了。劳教地点位于重庆市北碚西山坪劳教所。这是他第二次面临劳教。
廖保翠觉得，自己的家庭被这种命运绑架了，因为戴月权的病情，她不能外出打工。生活进行不下去时，丈夫选择不断上访。她的逻辑是，上访用处不大，但至少当地政府会理他们一下子。
另一种不可预知的后果是：在当地的维稳压力之下，访民上访往往会被地方政府和警方接回，有时，会因“扰乱社会秩序”，面临拘留或者劳教。
以访民身份向记者讲诉安元鼎截访“黑监狱”的内幕
在北京，戴月权的“访友”向廖保翠拼凑出了遭抓的过程。这在后来戴月权写于劳教所的日记中也有反映：
“2012年5月11日下午，同四川访民姜成芬一道去南站复印‘公开信’及‘血泪控告’后返回租住房时，在吕村站下车，被自称是铜梁县公安局的十余人逮捕。”
“逮捕后押上停放在路边的小车里，车内有监控，我要求去距此200米远的住房收拾日常用品及治病被拒绝。”
“将我逮捕后铐押回铜梁，再铐送于看守所131监视关押。”
根据重庆市劳教委做出的劳教决定书，呈报单位铜梁县公安局认定，2012年5月9日上午，戴月权和林永良、姜成芬等人分别接受驻京的一家外国新闻记者的拍摄和采访，未经许可带领外国记者到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四川省上访分流点采访、拍摄，不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与前来制止的工作人员发生抓扯，致使工作人员受伤。经过劳教委的审理查明，他因此被劳教1年3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劳教决定中，重庆市劳教委审理查明的事实还包括：戴月权将原非正常上访逐步有预谋的转变为与境内外媒体接触，恶意炒作报道。
除了带领外国记者采访上访分流点外，在2010年，戴月权曾以访民的身份，向记者讲诉安元鼎截访“黑监狱”的内幕。
在戴月权的人生中，那是最为“辉煌”的时刻。彼时，他的遭遇被广泛报道。戴月权是北京截访“黑监狱”的常客，廖保翠、林永良和他都曾被“黑监狱”关押。此前，这些故事和无数小人物命运一样，被埋没在上访大军中，他多次控告“黑监狱”，始终没有结果。
2010年，在那次报道之后，北京警方对安元鼎展开调查，一片质疑声中，安元鼎当时被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
时隔两年，戴月权带领记者采访的四川省上访分流点，正是访民口中的“黑监狱”之一。
“恶意炒作”再次被劳教
在重庆市劳教委做出的劳教决定书中，这个行为被指恶意炒作，扰乱秩序。廖保翠说，戴月权赴京上访，主要是此前遭“黑监狱”关押，想要获得赔偿。她始终不明白的是，接受记者采访，为何成了“恶意炒作”？
9月7日下午，廖保翠在西山坪劳教所一大队见到戴月权时，他穿着劳教服，和妻子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说话。他打算通过司法警察往外递些东西，身材瘦小的廖保翠拿到了整整一包上访材料。他的劳教所日记就在这一包材料里。
廖保翠说，戴月权看起来越来越瘦了，“他对我说，劳教所给止痛药，可止痛药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于丈夫的癫痫症，她越来越感到紧张。
2006年，戴月权在西山坪重庆市劳教戒毒所接受劳教时，癫痫病发，从床上摔下，导致右手腕手指僵直残废，丧失能力。
那是他第一次被劳教。对于那次意外，戴月权后来对妻子廖保翠说，他白天时因完不成劳动任务，被罚倒立，晚上头部开始发疼，睡觉时癫痫症发作。
每次上访，戴月权都要随身携带治疗癫痫的药物，这可以让他保持稳定。“医生说不能摔，摔了就很可能瘫痪。”廖保翠说，进了劳教所后，吃药成了一个问题。
如今，她不得不担忧同样的问题。
老上访户的劳教“轮回”
在妻子眼中，戴月权脑袋不疼的时候，思维正常，经常在桌子边写材料，在30年的时间里，他自称寄投的信件数万封。一旦病发，戴月权会抱着头叫疼，什么也不知道，“把屎尿屙在床上”。
对于他的第一次劳教经历，根据重庆市劳教委2006年下发的一份劳教决定书：戴月权3次被治安拘留后，2005年6月以来，多次在铜梁县巴川镇人民政府和北京等地无理取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秩序。因此被劳教一年。
廖保翠认为，这个事实非常可疑。戴月权否认自己到北京上访“扰乱秩序”，自称是在旅馆中睡觉时被北京警方叫起床，后被铜梁警方搭火车押回重庆。
戴月权在那次劳教结束后，曾把其作为遭冤的理由，继续信访，希望获得国家赔偿。对此，重庆市劳教委认为，对戴月权的劳动教养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合法、适当的。2008年，戴月权在控告状中提及要求国家赔偿，“但在公安机关未予答复情况下”，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部门申请国家赔偿，致目前申请国家赔偿时效已过，故不予受理。
林永良的妻子龙德琼见证了这个家庭的遭遇。2006年，在戴月权的劳教决定书中，他的丈夫以证人“供认”的身份出现。在戴月权第二次被劳教时，林永良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劳教。
黄成城是戴月权在劳教所一个中队的“同学”。2012年6月底，戴月权刚被带到一中队时，小组长告诉黄成城，戴月权是个老上访户，进来时身上搜出很多上访材料。
黄成城是因网上不当言论被劳教的。在一次家属会见时，他对姐姐讲，很同情戴月权的事情，在里面主动打了招呼，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他觉得他们和其他劳教者不同，“其他人都是小偷小摸。”
黄成城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家庭为上访付出了巨大代价。廖保翠觉得，自己家庭的命运，已经很难摆脱这种轮回：到北京上访，被带回重庆，拘留或者劳教。这次事发后，与5年前相比，戴月权也遇到了同样的维权困境。
根据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说明，如不服劳教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廖保翠透露，在规定日期之内，她曾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但对方直接答复称，这种行政诉讼不予受理。
律师浦志强：戴月权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正在替重庆“劳教潮”中被劳教者维权的北京律师浦志强介入了此案。浦志强认为，这个劳动教养决定没有依据，接受记者采访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须事先申请“批准”，戴月权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对此，劳教决定的呈报单位，铜梁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赵吉红表示，对于具体案情不便披露，但解释称，戴月权是非正常上访，扰乱秩序，相关决定都是依法依规。赵吉红说，此前地方政府曾提出许多解决方案，戴月权不接受。
8月15日，浦志强与廖保翠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但立案材料随后被以快递的形式寄回，没有给出任何说明。
根据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法院在收到起诉材料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裁定不予受理；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对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退回起诉材料，浦志强很不解，他不清楚退回立案材料代表什么。
9月6日，浦志强再次到重庆市一中院立案，重庆市一中院立案庭法官陈劲松接待了廖保翠的立案，并承诺7日给出答复。
7天早已过去。廖保翠一直在等待立案的答复。但答复没有等到，却等到一个让她更加心焦的消息：9月13日，她接到戴月权在西山坪劳教所里打出来的电话，因为长久不吃癫痫药物，他脑壳疼痛又开始加剧了。
她不忍去想丈夫发病时的神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