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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白岩松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个词叫“脱敏”。他说：“我们领导人去国外访问，有抗议和示威者，有法轮功和藏独的旗子，过去我们非常敏感，不能让出现。温总理被扔鞋这个事，《新闻联播》也报了。几番下来大家没那么敏感的，以后再让大家看到也不当事儿了，这就是一个‘脱敏’的过程。”
不过若重返当时的新闻节点，事情没有形容的那么轻松。在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的题目为《白岩松的奥运口径》的文章里，白岩松这样描述：“媒体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互动过程。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是一个使‘非常事件’淡化为日常事件的过程。这几年，我在国外遭遇了很多次示威。开始我也很敏感，后来习惯了，再遇到此类事件就觉得，中国真的像个大国了——只有大国才会在国外遇到示威，示威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个人的‘脱敏’过程。我们曾经很紧张的某些事情，发现披露出来得到的全是正反馈。比如瓮安事件，我认为它在新闻史上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大地震。”
这一年，持同样看法还有《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6日见报文章《让敏感问题不再“敏感”》这样写道：“虽然敏感问题的多少不能简单地与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画等号，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行政权力部门处处掩盖敏感问题，那么，起码说明这个地方民主发展、政治透明的程度还不够大。在健康的政治生活中，敏感问题这个字眼，不该屡屡出现，而以敏感问题为由拒绝向人们说明、回答和解决的情况更是不应该的。虽说我们不必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运作模式，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时时处处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和排斥所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文明成果。事实上，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又何尝不是经历了‘敏感问题’众多的时期。”
到2011年，白岩松发表著作《幸福了吗？》，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叫“让敏感的不再敏感”，重提“脱敏”这个话题。
在新书发布后，面对来采访的记者提出关于“该如何‘脱敏’”的问题，白岩松回答：“太敏感很多事情就会遮蔽双眼，比如有时候突发事件不报道，反而会引起恐慌。汶川地震报道了，起到了好作用；拉萨事件没有及时透明报道，结果引发全世界无数的谣言和谎言；‘7・15乌鲁木齐事件’之后谎言、谣言就很少，因为没有给谣言、谎言机会和时间。快速透明的报道反而会成为稳定的因素。中国既然GDP都第二了，不能光满足于数字上的开心嘛，得增加点自信，而且是骨子里的自信。悉尼奥运会时，街上到处都是光膀子的人，开幕式一完，满地的啤酒瓶子和碎玻璃碴子，但没有人说悉尼不文明，因为凌晨我从窗户往下看，街道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说明一个城市之所以敢让人在节日里放纵，是因为它有结束放纵产生恶果的能力。所以脱敏就是一个自信的过程，中国GDP都第二了，却总能看到我们骨子里的某些心虚。”
2011年，其它媒体亦提及“脱敏”。著名媒体人魏英杰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不避敏感问题才能走向开放社会》：“官员不避敏感问题，直面舆论质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脱敏’作用。这样的部门和官员越来越多，行政公开化的路也才会越走越宽。”
“脱敏”一词在2012年成为热点词汇之一。在2012年3月14日的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中，面对“王立军事件”、“吴英案”、“僧人自焚”“房价越调越高”等敏感话题，温家宝总理坦然回应，诚恳的态度，得到舆论认可。
佘宗明随后在新京报发表文章《热点事件“脱敏”助推改革前行》：“不少看似敏感的话题，逐一坦诚公开回应，它迎合公众对政务公开的期许，也扩充了公共平台的言说空间。“脱敏”之后，非但没激起攻瑕索垢，反而广受赞誉，增加了政府公信力的筹码。”
这个词的传播度达到峰值是2012年7月北京特大暴雨之后，由于伤亡人数迟迟不公布，7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这篇评论一时转播甚广。其中“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更是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让热点事件“脱敏”，实际上是助推改革前行。
